外部金融危机蔓延，内部自然灾害频发，中国经济在描绘出一张快速增长的“辉煌图谱”后，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即将公布之前，中央最高决策层开始密集对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研，以便对下半年各方面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进行部署。“总体形势是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7月4-6日的苏沪调研中明确指出。
然而，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下滑的风险，市场对于宏观调控政策松动的预期也越发强烈。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风险究竟有几重？现在是否到了政策需要微调的时机？
7月9日上午，长期工作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第一线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就这些疑惑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认为，“现在还看不到经济明显下滑的风险，而抑制通货膨胀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在郑新立眼中，目前的经济增速下调1-2个百分点，“正是宏观调控想要的结果。”而相对于担忧经济下滑，他反而认为，现在更需要担心投资反弹和需求过旺带来的经济风险。
至于是否要调整某些宏观调控政策，他认为还要观察几个月，但他明确表示出对中小企业目前困境的担心。“坚持从紧货币政策是一个前提，不过也不要继续再紧缩了。央行应该改善和调整信贷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于流动资金的需要，一刀切只会损害我们的经济发展。”他在采访中说。
把防通胀放在更突出位置
《21世纪》：目前很多人开始担心经济下滑的风险，而最近国家信息中心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基本解除”。你怎么看目前的经济形势？
郑新立：虽然二季度数据还没有出来，但一季度GDP增长是10.6%，很高。现在看来内需下降并不明显——投资增长略为下降，比较正常；消费需求增长很快；出口也还可以。就目前来看，经济增长仍然比较正常，我认为，没有必要担心需求大幅下降进而引起经济下滑。
等上半年经济数据出来以后，发改委会对上半年形势分析向中央提供报告，对下半年的政策提供建议。总的来看，我认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是正确的。在过去的半年中，如果说变化，就是现在需要把防通胀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因为1-5月的价格走势还是比较高，加上6月份调整成品油和电价，会影响今年CPI约0.5个百分点。年初提出的控制全年CPI在4.8%的目标，实现难度很大。
《21世纪》：对于你不担心经济下滑的判断，能不能具体谈谈理由？
郑新立：（理由就是）中国的需求有的是。比如说灾后重建，拉动了需求，尤其是对于建材、钢铁、水泥的需求，这对经济增长是个拉动作用。
哪怕经济增速下滑到8%以下，我们扩大内需的经验是现成的。像1997年需求不足，通过扩大内需、发动国债等手段，很快就启动起来了。现在启动国内需求很容易，拿铁路来说，今后五年每年铁路要兴建1万公里，但前20年一年才修1000多公里，并且现在设计、施工、设备制造能力都有，修一条铁路很快就拉动需求了。
我认为，现在倒还需要担心投资反弹、需求过旺。
今年GDP增长9%比较合理
《21世纪》：现在是一个微妙的时刻，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一方面是控制不断上涨的物价，我们该如何平衡？
郑新立：这次的价格上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10年来累积的价格扭曲矛盾也需要调整。1996-2006年10年间，我们的价格水平平均每年上涨0.9个百分点；1997-2004年，价格基本上就没动，有的年份反而下降。长达10年来低价格累积了不少矛盾，包括粮食、农产品和能源的低价格，以及和国际市场价格越来越大的价差。
比如粮食价格，我们比国际市场低一半，能源价格比国际价格低30%多，这可能加剧走私的发生。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调整这些价格，鼓励生产。我认为，可以制定一个规划，在2-3年内使价格调整到位，也使各方都能承受。
我前面说了，现在还看不到经济出现明显下滑的情况。经济增速比去年下降1-2个百分点，正是宏观调控想要的结果，如果今年能降到9%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我们已经连续5年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而从历史看，连续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最多保持了3年，但这轮高增长今年已经进入了第6年，不能再快了，否则会带来各方面经济关系的紧绷，必然引起通胀。
又想增长快，又想抑制通胀，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的目标不是一年两年的快速增长，现在速度低一点，可以积蓄力量，使得我们的经济能以平稳较快的增速，保持到2015年、2020年这样的更长期增长。
利率、汇率调整需慎重
《21世纪》：可是现在很多企业倒闭，尤其是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呼吁微调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在近期最高决策层深入地方调研后，大家对政策放松的预期更大了。你怎么看？
郑新立：决策层调研的地区像苏南、浙江等，都是中小企业聚集的地方。现在确实很多中小企业处境比较困难，主要是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因为利率不断提高，银根收得很紧。加上汇率上升，劳动力成本提高，都挤压了企业利润，让他们处于困境。
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对的，但央行不要再用提高利率的办法了。提高利率是双刃剑，一方面确实可以收缩需求，另一方面则直接提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反而可能形成一种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
何况，现在看来，提高利率的紧缩办法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流动性过剩是这次通胀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是直接诱发因素。如果过剩的流动性没有转化成实际的需求、投资，对通胀就没有直接作用。而这次的通胀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猪肉和食用油的消费都是刚性的，和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必然联系。收紧银根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没有什么抑制作用。
《21世纪》：汇率也是目前抑制通胀的手段之一。你怎么看汇率政策的作用和将来该如何调整？刚才你也提到了，汇率也是企业日子难过的原因之一。
郑新立：今年1-5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比较快，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哇哇叫，承受不了，倒闭了或者转移到国外了。
我认为，汇率上升应以不损害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出口增长不受到大的影响为前提。因为我们的出口和日韩不一样，我们主要是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出口，这种出口结构对于汇率变化的反应特别敏感，特别是外资，不会主动适应调整，而是直接走掉。
所以，对于汇率加速升值需要特别慎重。我们不像“亚洲四小龙”，人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汇率上升了，国内产业结构跟着上升了。我们的产业升级需要时间来舒缓压力。汇率先提高一点，给企业造成压力来调整结构，过了一段时间适应了，再提高。这也是国务院提出的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体现。
《21世纪》：那对于企业的具体困难，政策上该怎么办？毕竟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和解决就业的主要部门。
郑新立：我认为，继续坚持从紧货币政策是一个前提，不过也不要继续再紧缩了。
在这个前提下，央行应该改善和调整信贷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于流动资金的需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不要一刀切，这会伤害我们的经济发展。另外，农民、农业贷款难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贷款总量可以不变，结构上可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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