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教授在2007年 7月 12日南方周末发表《实行全国统一的官员选任考试制度》一文，主张公务员入门到升迁实行全国统一定期考试，包括县长等领导职务都需要统一考试合格经中央组织部门面试后派任。张教授认为这种统一的考试可以遏制腐败。

　　然而据笔者所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并不是为遏止腐败而设，事实上也没有遏止住腐败。世界各国遏制腐败的办法，我印象中主要是表达自由、分权制衡、选举和罢免。张教授的药方却是与分权制衡背道而驰的集权方法，这个药方要奏效，显然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中央组织部命题和面试考官不可能腐败；第二，中央有能力组织全国的公务员入门和升迁考试。

　　中央真的有能力组织全国的公务员入门和升迁考试吗？全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各类行政职位五花八门，尤其是高级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可能需要教授级的专家；就算把中央组织部建成一个巨无霸机构，恐怕也未必能够胜任。古代社会及其权力结构那样简单，科举制尚且只能做到考官不考吏；现代社会及其权力结构要复杂得多，从官到吏、从入门到升迁的全方位统一考试无异于痴人说梦。其结果，勉强组织统一考试后恐怕也不得不委托各省、各部甚至各市、各县组织部门自行或交叉组织面试，反而取消了中央和地方的法定权限划分，导致责任不明，加剧用人中的恣意行为。

　　张先生用全国统一高考来为想象中的全国统一公务员考试辩护。莫说统一高考本身未必是一种理想状态，就算是，两者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学入学是分专业批量录取的，被录取意味着获得一种权利；而公务员录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被录取意味着要承担确定的职责。大学录错一个人，也不过浪费国家一点教育经费和家长一些学费、生活费，而录用一个坏公务员公众所受的损失却远不仅仅是该公务员的工资。高考只需要通过考试判断考生的智力、基础知识并通过填报的志愿和相关科目的中学成绩判断其专业前途。普通公务员考试的智力和基础知识要求过高其实是浪费，拥有社会上已完成义务教育的一般人的智力和常识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品德、性格、地方性知识、具体职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品德、性格需要面试，更需要考查其成长经历。地方性知识和专业知识则需要分地方、分专业的考试，而不适合全国统一考试。至于公务员升迁考试，更是必须与具体职位相联系，怎么可能全国统一？

　　现代行政系统非常复杂，不进行职位分类而谈什么全国统一考试必定陷入荒谬。各国通例，各级行政首脑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或选民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则由行政首脑征得选民代表机关同意后任命，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配合行政首脑的工作。而最底层的公务员，因为并无智力、能力上择优录取的必要，没有怪癖和明显欠缺的普通人就足可胜任，这一类的职位在许多国家也是不用考试的。如果申请这类职位的人太多，那说明公务员的起点待遇过高，应该降低公务员待遇、减轻纳税人负担，而不是搞什么劳民伤财的全国统一考试。在一些国家，这类职位甚至是用来照顾残疾人、妇女、少数民族、转业军人就业的。这就是所谓"最低端和最高端文官不用考试" (参见龚祥瑞《文官制度》，人民大版社1985)。

　　最后，即使中央组织部命题和面试考官不可能腐败，中央又有能力组织全国的公务员入门和升迁考试(包括面试)；张教授的方法仍然存在一系列立法和理论上的障碍：为什么地方财政养活的官员由中央而不是地方任免？为了避免这一矛盾，要不要在用人权集中之后将财政权力也全部收归中央？完全取消地方财政会产生什么后果？"领导职务"由人民代表选举的宪法规定要不要修改？须知选举与考试这两种用人方法是不能在同一人身上并行的。(杨支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