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民营经济风雨兼程，茁壮成长。
30年前的放牛娃、读书郞、小工人、修鞋匠们，成长为今天的牛根生、郭广昌、宗庆后以及南存辉。30年前，在整体经济比重中微乎其微的民营经济，到2007年已创造中国新增GDP的60%，解决新增非农就业80%，并提供税收1/5以上。
时至2008年，外有汇率变化、次贷危机，内有银根紧缩、产业升级压力，中国的民营企业，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颇为严重的一次生存考验，陷入可能最为复杂的生存境遇。有鉴于此，历时两个月的调查，上海证券报将陆续推出我们对民企生存困境与对策的系列独家报道。
我们发现，曾受到中国民营企业们无比挚爱的上海，因其独特的经济格局，经历了更为独特的民营经济生存挑战，也决定了它的“拯救”方式在共性中具备新特点。
民营企业是服务业、出口加工企业的核心力量。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上海服务业GDP已落后于北京，进出口贸易额落后于深圳。就在仅仅几年前，上海这两项指标均领先全国。年初，“7000浙商撤离上海”的传闻撼动了市场。随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要求反思，“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
上海的民营经济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
事实上，今年以来，各方“拯救”上海民营企业的行动积极推进：两会上，郭广昌、王均金等知名民营企业家纷纷建言推动民企发展，专家则集体反思上海的民营经济现状。与此同时，上海市相关领导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倾注了极多的关注，低调接触相关知名企业家代表，希望他们就民营企业发展表达态度、提出观点，推动市府与民营企业家的正式座谈，并提出了切实的表态。
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全上海反思民企生存困境的氛围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拯救”行动正在推进。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藏富于民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民营企业的繁荣共生，一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将直接影响城市的综合实力。上海，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郑韶称。
缘起：7000浙商撤离上海：传闻还是危机？
3月26日上午，上海市政府统战部会议室，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带队，多位上海市领导出席了一场与上海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座谈会。除了介绍市领导与企业家充分互动外，上海相关媒体并未就会议内容和背景做更多介绍。
实际上，此次会议的高规格与特殊背景，远非表面文章。“两会前后，上海市相关领导对民营企业发展很关注，并低调接触相关企业家代表，希望他们就民营企业发展表达态度，提出观点，同时开始酝酿此次上海市政府与民营企业家的正式座谈。”一位上海民营企业高层告诉上海证券报。
知情人士称，此轮关于民企发展困境的关注，最早始于一则短短的题为“超过7000家浙商因投资环境问题撤离上海”的报道。报道称，因上海改善投资环境的诸多政策在落实中“雷声大、雨点小”， 截至2007年6月，已经有7000余家浙商撤离上海。另外，上海民营企业户数达57万家，比浙江多10万多家，注册资本8000多亿元，超过浙江1000多亿元，而其创造的GDP为1700亿元，注册资金产出率仅为浙江的12.6%.上海民营企业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竞争力远远落后于浙江，总体生存质量不高。
报道引发了社会极大关注，此后的上海两会甚至全国两会上，众多相关领域代表多次提及该问题。
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的政协委员告诉上海证券报，该消息出自某社会组织的调研报告。此后，上海市相关领导专门责成调查这一数据的准确性。经查，7000家的数据是累计多年的数字。“另外，企业在一个城市有进有出都很正常，不能只统计出不统计进。据我们所知，上海目前还不存在大量民企出走的现象。”身处上海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向记者表示。
王均金的观点得到复星集团副总裁梁信军、上海凯泉泵业总裁林凯文等众多企业界人士的认同。
然而，“据查不实”的回复并没有消解上至政府下至市场对上海民企生存困境的担忧。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市相关领导正低调接触大型民企代表，组织座谈，沟通看法，了解需求。以图充分掌握上海民企发展的客观情况，指导下一步产业政策的调整。
上海市高层关注民营经济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上海新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关于“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的反思。因得知阿里巴巴一开始是在上海，后来回到了杭州，俞正声在今年1月的上海两会期间称，“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
一边是上海市新一届领导高调反思上海给予优秀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另一边，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公开表示，深圳2007年进出口总额和发明专利量两项指标已经超过上海，并将高端服务业作为深圳大力支持的产业。这一战略定位与上海科技创新和服务经济为主的战略定位形成竞争。回应“马云现象”，刘应力更直接表示，“深圳全力支持马云的阿里巴巴在深圳的发展。”
而专家介绍，2007年上海服务业GDP总额也已经落后于北京，此前上海一直领先全国。
一场为民营企业走出“内忧外患”提供助力，并争取优质民企，重视科技型、服务型企业发展的城市之战已经打响。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如何应对挑战？
反思应势而生。
反思：五大掣肘制约民企空间
“其实，说上海投资环境不好，或大量民企撤离上海，我们觉得不能简单下这样的结论。上海的经济视野是国际化的，政府服务水平相对很多地区也都是很高的。所谓的土地成本、用工成本增加，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正是这种趋势推动上海民营经济产业不断升级。”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称。
王均金的观点得到众多民营企业家的赞同。业内人士介绍，近几年来，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利润率较低、能源消耗大的传统制造业确实在陆续迁出上海，但这一趋势是市场发展和上海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来源：考试大
“适合在上海发展的产业类型包括投融资公司总部、为大制造基地服务的研发、物流、IT公司，资产管理类公司，品牌消费品以及文化教育等精神产品生产企业。”复星集团副总裁梁信军认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企业选择在上海发展，选择契合上海产业布局的投资领域至关重要，比如符合创新、环保概念的高科技产业等。
但业内人士也同时坦言，相比浙江，甚至其他一线城市，上海的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究其原因，上海独特的经济格局和发展历史决定了民营经济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处于劣势。
归纳起来，专家认为上海城市的民营投资环境存在五大掣肘。值得注意的是，五大掣肘与上海市相关领导在3月份的非公经济座谈会上提出的“改进”方案不谋而合。
掣肘一：重国企、轻民企的经济传统思维没有破除，各种社会资源向国企和跨国企业倾斜。
“一直以来，上海的大国企与跨国企业占据了众多行业的拳头地位，对民营企业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一位企业家表示。而社会资源包括政策资源、资金资源，甚至舆论资源。
一位多年研究上海经济体制的专家举例说，在上海注册一个企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中小企业稍微有点问题就打回去重做。上海强势政府的过严过细的监管风格对中小企业发展活动的影响较大。而一些新的国企成立，往往是政府希望组建，因此在审批上也是一路绿灯。”
特事特办，上海此前针对大型国企甚至集体企业改制的特办特殊待遇并不少见，但是，在上海证券报此前推出的大型系列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特事特办也不乏“失策”甚至“失手”的结果。
而一位浙江企业高层告诉记者，在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除了简化流程外，甚至颇多政策方面的鼓励。浙商由此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一股力量。
另外，民企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玻璃门”困境在采访中屡被提及。专家介绍，一般来说，国企股权转让思路都是事先已经形成的，并很可能把民企排除在外。“一些国企股权转让都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包括企业利益、部门利益等，于是在转让条件的设定上会有意针对目标企业，民企很难达到要求。这样的转让结果，最终并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知情人士表示。
针对以上问题，俞正声在26日的座谈上着重提出，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上海可能在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等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展开“普惠”式支持，而不是此前的单点扶持。另外可能在行业准入等方面破除政策壁垒，并创造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制。
掣肘二：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实不足。
2005年年中，《上海市贯彻〈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出炉，意见共分13个部分，简称“38条”。彼时，业界评论其全面、系统地鼓励发展非公经济在上海还是第一次，“含金量之高，且开放程度之大前所未有。”
“但和38条有关的共22个细则搞了一年也没有搞成，直到去年初，各部门还表示争取完成细则的制定。另外，由于涉及到部门放权，要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有些部门在主观上不愿意执行。”一位知情专家表示。 考试大论坛
“如果上海此次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我们希望首先能兑现还没有兑现的38条意见内容。”一位大型民企负责人称。
另外，有上海经济界人士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浦东开放开发后，上海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一度非常宽松，但随着房地产行业兴起和外资进驻，政府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力开始弱化，以房地产和大型招商引资项目为主的急功近利思想，导致对中小企业发展土壤的耕耘不足。
一个典型例子是创意产业的地产化运作。据了解，创意产业一度被视为上海扶持第三产业的抓手之一。“而操作起来就变成了大搞创意园区，然后就发展成地产项目，不仅抬高了租金，也没有形成创意产业的系统服务优势，对于还在起步之初的创意企业来说，难以承受的高成本将导致园区空巢化。”专家表示。
掣肘三：产业调整方向尚待明晰，民营服务业发展根基不足。
对于三大产业的定位，专家介绍，上海十几年前产业结构排序是“三、二、一”，此后变为二三联动，后又变为服务业在前，制造业在后。“目前则是做大做强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专家表示。
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郑韶介绍，由于定位不明确，目前上海服务业的发展已经开始滞后于北京和深圳。去年北京服务业产值超过7000亿元，而上海为6000亿左右，上海落后北京约1600亿。而在2003年左右，上海服务业产值还远高于北京。
“事实上，富民要靠创业解决，切入点就在服务业。”郑韶称。而根据俞正声的表态，上海当前的经济转型，将加大服务经济的比重，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推动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另外，专家对金融中心压倒一切的产业定位表示担忧。“以宁波为例，宁波市的对外贸易近3年来每年增加100亿元，香港的5、6家大银行相继进入宁波市场，宁波的各银行全部盈利，甚至要求建一条金融街（23.03，-0.45，-1.92%，吧）。”专家认为，这一案例体现了金融服务业需要有良好的服务目标产业发展基础。“一个地区发展的逻辑脉络应该是制造业引来贸易和航运业，同时产生融资需求，进而带动金融业的发展。上海必须从大国企和跨国企业为主的商业文化中反思，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是上海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基，如果民营企业占比萎缩，甚至大物流、大金融等概念都会成为无水之舟。”郑韶表示。
掣肘四：民企融资环境亟待拓展。
在加息和严控贷款的紧缩政策下，民营企业的融资难正快速显现。扶持上海民营经济的发展，其重要内容之一是开拓更多的民企融资环境。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经委下面也有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每年有2000万元的基金扶植中小企业。但根据知情人士的介绍，这些基金的实际利用率不高，“主要是项目多而散，相关部门不愿意承担投资风险。”
“再以浙江为例，3、4年前，浙江实现了每个县都设有指导民营企业上市的’上市办’，专门指导民营企业在公募市场直接融资。”复星集团副总裁梁信军介绍。
另外，民企参与金融机构投资比例原则上可以达到20%以上，但实际操作中很少达到。“如果民营企业在金融机构中持股较高，在董事会上就可能为金融机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复星集团副总裁梁信军表示。来源：考试大
此外，中小企业OTC（即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柜台交易）目前仍未在上海开放，而是于近期通过了国务院审批，开始在天津滨海试点。“从战略眼光看，上海本可以在OTC政策上争取更多主动。一但非上市中小企业的股权可以分散地在柜台交易，将极大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灵活性。”一位上海学者表示。
掣肘五：“后社保案”时代行政效率有待提高。
除了上述经济因素外，专家表示，“后社保案”时代的氛围过于谨慎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同时需要防止行政权力下放后，带来的基层干部滥用职权之风。
“社保案以后，上海一些职能部门的行政动力不足，干部”明哲保身“的想法很明显，一些企业在审批环节受阻，有怨言。”一位大型民企负责人称。
另外，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更坦言，社保案后，通过从上而下做大蛋糕来获利的可能已经被封死，一些权力下放到各区县的中低端干部手上，他们直接与企业打交道，利用职权的小腐败风气开始显现。
拯救：政府承诺“普惠支持”，企业自强“主动出走”
“虽然上海目前并没有把鼓励中小民营企业发展明确提升为近期经济工作的最重要内容，但相关高层的关注已经引来上海新一轮对民营企业发展模式的反思。”业内人士介绍。
“上海这一动向正在民营企业家之间口口相传。他们希望这次上海能在民营经济政策上有所动作，并正在等待时机和方向，进驻上海。甚至一些非民企人士，都在密切关注上海这一动向。”一位资源财经媒体人士告诉记者。
“在各种经济成分中，民营企业最具活力，在上海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当前，上海正面临着经济转型，要加大服务经济的比重，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推动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俞正声在26日召开的上海非公经济座谈会指出。
据了解，在这次会议上，11位民营企业家围绕“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各地中小企业来沪创业、发展的政策与环境”、“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等话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俞正声则表态，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上海可能在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等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展开“普惠”式支持，而不是此前的单点扶持。另外可能在行业准入等方面破除政策壁垒，并创造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制。
另一方面，企业家更广泛的呼吁和自救也已经展开。包括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等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民建会等纷纷在全国两会和上海两会上提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瓶颈的提案。
其中王均金的建议包括：1、成立专门直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鼓励科技创新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出台配套政策；2、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资源行业以外的扩张中，过度挤占中小企业；3、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制订针对中小企业的银行信贷政策，加快推出创业版和简化上市程序加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例。积极探索风险投资机制，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拓展融资渠道。设立企业间形成“互保联保”的“商会基金”；4、发挥工商联、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沟通台作用，有效协助沟通企业与政府，争取公平的法律环境，搭建人才共享平台，降低中小企业的运作成本等。
复星集团副董事长梁信军则建议，民营企业要想长期发展，需要从被动走出上海，向主动走出上海转变。甚至不要寄希望于政府指导企业，更多需要企业以完全的市场眼光选择投资方向。
比如制造类企业可以将总部设在上海，以及时了解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最新动态，而把制造工厂内移到成本较低的内地地区。另外，民营企业不应该回避与大型国企和跨国企业的竞争联合，只有参与合作，才有了解对手，找到优势的机会。
“2008年以后几年，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甚稳定，国内宏观调控推进的大背景下，民营经济有内忧、有外患，又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哪些民企能顺利转型，哪些可能淘汰出局，这将影响下一阶段中国民营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专家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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